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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的双重社会控制:习俗与法制
时间:2020-03-13 03:24:28 点击次数:
由内容质量、互动评论、分享传播等多维度分值决定,勋章级别越高( ),代表其在平台内的综合表现越好。 殡葬改革需要法律配套,但更需要习俗和伦理的支撑。今年夏天,江西多地出现“抢棺砸棺”的场景:执法队进村入户,强行将村民的棺材抬走,成百上千副棺木,密密麻麻地在空地上堆积如山,挖掘机一锤一锤捣毁,一口口的棺材瞬间化为碎木。既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更违背了当地的风俗习惯。 原文题为《中国殡葬法制的意外后果》,转自公众号“法律和社会科学”,感谢王启梁教?授授权推送。原文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若您阅后有所收获,敬请关注与分享公众号“法治昌明”(fazhichangming)。 死亡是人类的永恒。而丧葬就是如何面对和处理死后的文化建构,并非个人事务,其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制度性。 中国古代早有律法规范丧葬行为,主要是通过丧葬用器和仪式上各种细致的规定来强调等级的尊卑,维护社会的礼法秩序。这个时候的国家对于丧葬的关注点是其象征意义,丧葬成为礼法的表象,国家旨在通过礼仪与法律的双重引导与控制实现了礼教秩序并维护了阶级的差异。而现代国家的产生伴随着一种新的管理理念的产生,国家的权力越来越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对生老病死的进一步规范是国家权力和统治的重要表现。由“丧葬”到“殡葬”的词义侧重便可以说明了国家视角的聚焦变化。“丧葬”包含了办理丧事和埋葬死者的诸多事宜,不同时代、地区和群体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丧葬习俗,而“殡葬”一词则主要突出表达对遗体的处理方式。“殡”字有“停柩”之义,《说文》中的解释是:“殡,死在棺,将迁葬柩,宾遇之。”因此,中国当今采用“殡葬管理”或者“殡葬改革”的表述体现出与古代不同的公共管理策略,着眼点已经主要聚焦到死后遗体的处理方式上,极大地根除了传统社会丧葬的阶级意义,其制度设计中同时削减了传统丧葬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1956年毛泽东发起《倡议实行火葬》的文书并带头签字,当时几乎所有国家重要领导人都马上表态签字,表明由领导人带头火葬,在全国推行自上而下的火葬观念。这个时候处于政治上的殡葬改革,主要依靠一种政治评价来对人们的殡葬行为作出一种定性和引导。直到1985年才出现了《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1997年国务院正式出台《殡葬管理条例》,从此中国的殡葬制度正式步入依法改革的阶段。 然而,2013年12月,距离建国初领导人带头提倡火葬已经有5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要求“深刻认识推动殡葬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积极推动殡葬改革;大力营造有利于殡葬改革的良好环境”。为何在殡葬改革已经提倡这么多年的情况下,中央还是不得不重新试图从加强党员的带头作用来引导社会?为何在《殡葬管理条例》出台之后,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秩序,反而是出现诸多乱象乃至怪相? 本文的关注点正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存在,研究殡葬法制改革的一系列意外后果,由此讨论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以法律为主导的社会改革进程中,为何不同主体间出现利益和价值观冲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文核心问题是,法律作为促进社会变革的工具,具有引导新秩序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然而其同时又如何受制于社会?法律应该如何对待习俗?法制改革的起点和限度是什么? 死亡是一种事实,如何面对和处理死者依赖于规范,最早的规范就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丧葬习俗,而国家则不断建构了关于丧葬的正式制度。丧葬融汇了对死亡的理解,是人们对死亡的现实反应。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空中经由生活实践孕育出关于生命与死亡的世界观,形成不同的丧葬制度。丧葬制度既是具体的死后事宜安排,又是对活人与死者、活人间的关系的安排和体现。无论习俗还是国家法制都定义着何为合规、何为越轨。 在中国古代,丧葬在孝道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它的社会功能更体现在对礼法秩序的维护上,其根本上是一种来自国家的社会控制。人固有一死,然而死的等级却不同,《礼记》云:“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整个殡葬过程中的用器和仪式,自死亡开始到入土无不显示着阶级的差异,同时,各朝各代也在律法中详细规定了实行准则与处罚方式。古代中国的民间生活与上层统治者之间具有共享的世界观,汉文化中的丧葬习俗体现了“礼”的精神。同时,现代国家建立之前,国家对各少数民族的管理也没有能力深入到丧葬这样一些民俗领域。也因此,在国家关于丧葬的规范设计与民间的丧葬秩序之间没有过大的张力和冲突。 而在当代社会,现代殡仪馆、医院和公墓的产生表明对于死亡的监管发展为一种更加苛刻的卫生文化和土地资源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法制的运用成为现代国家推行丧葬公共管理的共识。随着《殡葬管理条例》的出台,我们发现,国家已经从一种地理区域上的划分(火葬区还是土葬区)和民族身份的划分(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来预设我们死后的尸体处理选择方式。死后也并不意为着我们脱离了国家对我们的身份管理,火化遗体必须要有死亡证明,办理销户手续需要有火化单。当然,连我们死后的“住房待遇”(公墓墓穴的占地面积和使用年限)也有规定。这种细致的程序性和技术化管理旨在使政府拥有一种更便于观察的视角,以便及时发现越轨行为:比如仅仅从无法提供火化单便可发现公民是否有按规定火葬,而公墓墓穴的占地面积和使用年限则是一种简单的度量和计算,整片整齐划一的公墓象征着一种井然有序的秩序。《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提到了“驯顺的肉体”,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权力不仅可以规训活着的人,还能轻易触及死者的肉体。 基于行为主体和制度依据的不同,产生了对殡葬行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和正式社会控制。其中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在古代中国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墓地的风水纠纷,而当事人对于对方的这种越轨行为往往采取一种私力救济的方式,倘若是不同宗族之间的纠纷,甚至会演变成一种激烈的冲突与械斗。而国家制定的法律作为一种正式社会控制,不仅拥有其他社会控制所不具有的国家强制力,其监控的视角也更为广泛,殡葬中的个人行为越来越多地纳入其控制中。可以说,殡葬法制发展至今,反映的正是国家对社会高度监控这一现代性特征。现代性的这一维度本身就蕴藏着导致冲突的因素和可能。因为,越轨乃由规则所定义,不同的规则之间对同一行为的定义可能不同。这就导致,在习俗中的合规行为,遭遇国家法制时可能被定义为越轨或违法,同样,国家法制和执法行为也可能被民众基于对习俗、传统的认知而定义为越轨或不合情理。 对我们而言,今天的问题不仅来自于丧葬受到习俗和国家的双重控制,更重要的是随着殡葬改革的进行、国家对丧葬管理的细化和深入,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习俗与国家法制之间缺乏较高程度的文化契合度的地区,导致了殡葬法制推进中不断遭遇阻碍和冲突,并引发了制度的意外后果。 丧葬行为受到习俗和法制的双重控制,导致了人们生活在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冲突较大的双重制度结构中。从二者对行动者的影响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殡葬改革立法目的与现实效果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弄清楚殡葬法制改革为何会产生意外后果。 殡葬改革和法制经由各种行动者实践后,并没有如立法预期那样达到较好的节地目标,相反,却出现了公墓危机、公墓规划和建设混乱等等问题。 在殡葬改革中,国家意在以火葬的管理方式来代替以往广泛存在的的土葬行为。这个目标提出的逻辑考量是为了节约土地,乃至达到完全节地:“在实行火葬的地区,国家提倡以骨灰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者少占土地的方式处理骨灰。”依照殡葬改革的立意,人们在进行火葬之后骨灰问题也应当从简。可现实并非如此,据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发布的2013年《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指出,“全国人口每年死亡约800万,还在随老龄化程度提高呈逐年增长趋势;而大部分省份的现有墓穴都将在10年内用完。”当下的公墓危机恰是在以“节地”目标下推行的火葬政策所导致的。为何以“节地”为出发点的目标反而产生了“地荒”的意外后果,正是由于国家的逻辑与行动者基于传统习俗对何为恰当的丧葬的认知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依照《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划分在火葬区内的汉族死者实行火葬是一种“强制”规定,然而遗体的骨灰处理方式则是一种“倡导”。行动者在行动时受自身知识的指引,而这种知识既来自习俗,也来自法律。对于选择火葬的死者家属来说,他们可能是出于内心的真实选择,也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法律上的越轨行为,在死者尸体处理方式上顺从了法律上关于火葬的强制规定。但是对于骨灰的处理方式,既然在法律上只是一种倡导,达不到人们的内心形成行动知识,死者家属就更情愿依照习俗对骨灰采取墓葬的方式,因为墓葬意味着以后可以有个寄托情感的拜祭场所,也更符合传统殡葬习俗的经验。 国家的逻辑在于通过火葬提倡一种不占地或者是少占地的骨灰处理方式,民众在国家推行火葬、管控土葬的情况下却发生了对公墓的巨大需求是国家始料不及的。而单纯地扩大公墓的建造也并不是长远之道,因为大部分的公墓主要是以水泥或石料制成的墓穴和墓碑,其布局就如同给土地包上了一层白色的坚硬外壳,其风化瓦解期也十分漫长,对环境的后续影响不容忽视。在公墓规划下的土地因此很难有再利用的可能,而传统的土葬看似占地更多,却存在着自然淘汰的过程,尸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融于大地之中,坟墓随着世代的更替遗忘了姓名。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孝不过三”的说法,人们对于无共同生活经历的先祖并不会产生共同的场景记忆,那些年代久远的墓穴慢慢的将无人拜祭而失去存在的痕迹,先祖留下最后痕迹的也许仅仅是祠堂里的灵牌或者族谱中的记载。这种更替的法则千百年来莫不如是,而为了火葬管理而规划出来的公墓则不同于零散存在的土葬墓穴,其具有高度的集中性,淘汰的过程也不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具体规划出来的“使用年限”。目前中国大部分省市将公墓的使用年限定位50-70年,而护墓费为20年一个周期,即便如此,不少民众还是担忧自己死后万一不及时续费或者年限到了之后将面临着被清理出公墓的状况,加上现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公墓紧缺的形势,民众的心态将更加复杂。而以火葬方式为主导的殡葬改革如果继续扩大公墓建设则与当初的节约土地的目标背道而驰,反而走入一种死循环的状态,因此,寻找火葬之后的出路也势必将目光放到新型的遗体安葬方式上。 最近十多年来,国家所大力提倡的“生态葬”形式无疑是意在消除公墓危机所带来的弊端。然而生态葬的问题不是其理论上的有效性,而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所认同并效仿。 第一个例子是上海市政府部门为了推行完全不占地的海葬方式,政府大幅提高海葬补贴标准,每具骨灰的补贴金额由原来的400元提升为2000元,然而效果却不尽如意,目前上海传统墓葬、节地生态葬和海葬的比例分别是80:19:1。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汕头市澄海区,该区骨灰撒海占全年火化总数比例达到70%。集体海葬委托火葬场集中出海撒放骨灰,出海费用从2011年起便由政府全部买单;单独海葬也有专门修建的码头和船为其提供条件。莱芜岛和南澳岛之间的海域水流汹涌,能把骨灰全部冲入大海,而不会引起回流。如今的澄海区平均一周一次集体海葬。海葬观念能如此成功推行和“老年人协会”(当地俗称的“老人组”)有莫大关系。澄海区溪南镇东社村还专门聘请乡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治丧主持,积极引导村民文明节俭办丧事,大力宣传骨灰撒海是先人最好的归宿,得到良好反响。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同样是由政府补助并倡导,可是差别却如此之大,海葬的比例一个是1%,一个是70%,可见单纯的惠民经济措施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生态海葬能在汕头澄海区成功推行的原因至少还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政府部门创造便利条件,既提供集体海葬便利条件也根据个人需要提供单独海葬条件,如果没有相关码头与船只的完善配套是无法实现的;二是有效的宣传引导因素,这种宣传并不是由政府和法律的单方面倡导,而是利用村落的传统组织文化,由具有影响力的老人推动,人们口口相传从而从内心认可并效仿实施的;三是地理文化因素,澄海区濒临南海,海岸线长达66.9公里,得天独厚的海洋文化不仅为骨灰的撒放提供地理条件,在文化观念上也有利于令海葬在当地形成一种新的殡葬文化,当然,这在另一个角度上也说明了海葬的地理局限性。 因此,生态葬的推行应当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一个地方成功的生态葬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地方也能成功,制度需要条件。殡葬改革是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方式也并非一劳永逸,这也是对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能否因地制宜的一种考验。从现实看,生态葬的推行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各地民众接受程度不一,但总体效果距离解决公墓危机、节地的目标仍然较远。 在具体的实践中,除了大家熟知的偷卖偷葬之外,围绕着“火化率”产生出灰色地带,在殡葬管控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越轨行为。 火化率是一种指标控制手段。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报纸上说全国的火化率是多少,而某某省份的火化率又是多少,在全国排名第几位。殡葬改革中的火葬执行也就变成一串更为简单直观的数字,火化率的实质是对死亡管理与监控的技术化。通过对殡仪馆火化场实现监管,每一具尸体火化之后都会反馈为一个简单的数字“1”,然后一个个“1”与当年死亡人数总数相除,便得出可以在国家眼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火化率。通过火化率就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火葬执行程度,上级政府对于殡葬改革的行政方针中主要也是以提高火化率为考察目标,对下级政府的管理工作会定期验收考评。在个别地方居然出现了所谓的“火化指标”甚至导致盗尸倒尸的恶性事件。预先规划每年的火化任务,要求基层干部按量完成,其背后是管理思维的僵化与政绩工程的盲目。 国家逻辑的目标是为了贯彻火葬的确实执行,然而这种依据数字的简单管理存在以偏概全、把火葬等同于火化率的风险和监控盲点。缺失对法律运行过程中的动态关注,除了会产生类似“火化指标”的僵化管理,更为值得警惕的是将会导致执法的灰色地带。数字背后究竟有没有对尸体实现火化?火化之后的骨灰是否有按法律规定放置?我们无法从火化率中看出来,这就极有可能产生法律所影响到,但又看不清的灰色地带,在这种灰色地带中往往会催生越轨行为的出现,比如下文即将要分析的“二次土葬”与“缴费土葬”现象。 “二次土葬”是指火化后骨灰装棺再土葬的行为,在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韩国学者李德珠在《中国农村殡葬改革实践》一文中指出村民选择“二次土葬”的心态:“火化之后,人们不用担心什么保留遗体引起的卫生问题了,也不用怕调查,也许还有了一种心态,就是你要的我都做了,花我的钱,你不能管,能继续公开办丧事了。‘对,烧就行,不烧不行……你烧了以后怎么折腾,你举办仪式吧,丧葬仪式,吹吹打打,他就不管了。你买棺材买什么烧了,买多大的烧了,也就不管了’。”我们看到,村民的行为近乎有一种赌气的心态,因为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哪家哪户死了人是不可能不会走漏风声到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耳中的,再加上传统殡葬仪式的举行讲究公开性,因此在村民眼中看来,“不烧不行”,政府会像苍蝇见到肉一样盯住你。至于火化之后,村民帮基层政府达成火化率,那么基层政府也应当不继续为难村民。 而为了完成上级政府对于火化率的考察工作,基层政府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狠抓火化率上面。为了完成工作目标,在基层政府心中也有个“主次之分”,主要的是上级政府“看得到”的火化率,次要的是上级政府“看不到”的骨灰埋葬情况。于是,为了在村民之间彼此留个情面,不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执法者对于“二次土葬”往往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种变相的土葬行为的产生实际上是执法者与村民之间的互相博弈,而村民在无奈的权衡下最终选择了这么一种越轨行为,这也意味着火化率作为一种监控手段的目标以及法律上节约土地的目标再一次落空。 如果说“二次土葬”是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在桌子底下的“窃窃私语”,那么“缴费土葬”则是基层政府与村民在台面上的公然买卖。“缴费土葬”是指死者家属通过买通执法人员,对遗体直接采取土葬的一种行为,部分地区甚至还可以直接买到合法的火化单。在广东茂名市的坡心镇,“缴费土葬”的出现是一个村民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一开始村民由于不想火化而抱着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采取偷埋土葬的行为,政府发现后便威胁要强制挖坟,并要求缴纳罚款,而在政府收钱后村民则可以将坟墓保住。久而久之,村民与政府间便达成一种事前缴费的习惯,只要事前缴费了执法人员就会在坟墓上做标记,凡是作了标记的坟墓在执法活动中都会相安无事。而且,为了能顺利收到钱,政府的土葬缴费定价近几年也是一降再降。 “缴费土葬”中由于比“二次土葬”少了火化环节,为了逃过国家的火化率监控,在有的地方甚至诞生了一种闻所未闻,突破伦理的地下新产业——“尸体盗卖”。犯罪者通过冒充殡仪馆工作人员向其他市的殡仪馆买取尸体,或者是以盗墓的方式挖取新旧尸骨,然后向那些有需要的丧户倒卖尸体,在火化之前完成掉包。这种行为在社会上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尤其是给被盗尸体的家属带来不可平复的心理创伤。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土葬的越轨行为的出现越来越竭尽所能,并演变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掺杂于其中的基层政府、殡仪馆、丧户都不能置身事外,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整个社会的扭曲现象。 与二次土葬、缴费土葬现象伴生出来的是非法墓地的出现,这些越轨或违法行为的发生导致了殡葬改革的节地目标受挫,同时消减了殡葬法制的合法性。 法律会内化成为人们的知识,一旦具备这种知识,无论民众选择服从还是规避或反对,都表明法律成为了影响行动者行为选择的结构因素,反过来,行动者不同的行为后果则会进一步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评价。因此,在以动态的眼光考察上述不同土葬情景中越轨行为的发生时,关注的点在于死者家属作为行动者从何种角度对内心的法律知识进行了理解,同样以土葬为目的的两种不同越轨行为的变量是哪些,越轨行为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影响法律秩序的构建? “二次土葬”现象的出现在法律上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状况,笔者思考的是为何同样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二次土葬”中人们会对“火葬”这个强制规定选择遵守,然而对于“按规定埋葬”的规定却选择违反?村民的越轨行为之所以出现在后面一种情况,表明了村民对于两个不同的越轨行为进行了权衡,综合了对国家法律与基层政府的理解,选择了一种既不会给基层政府带来太大的执政压力,也满足自身一定的习俗的越轨行为。同时,这种冲突较少的越轨行为的产生很容易为身边的其他人所效仿,无意间形成了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新秩序,使得越来越背离原有法律所设定的目标。然而,这种局面导致了民众对于殡葬改革的合法性的怀疑。例如在实践中个就有村民认为“火葬政策变成了‘火化而后土葬’ 的政策——火化了之后还是土葬。 所以他们觉得火葬不是(像国家政策宣传的那样)为了节约土地,而是件‘ 没啥意思’ 的事情。” “缴费土葬”对法制的危害性显然更大,虽然对于村民来说“以钱代烧”同样存在一种妥协行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在“缴费土葬”中基层政府表现出来的是对经济收入赤裸裸的追求,并且无视国家的火葬政策,使法律几乎形同虚设。在村民眼中,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变成了基层政府得以捞钱的工具,也就是只要有钱,只要能政府人员勾结到一起就可以避开国家法律施加的影响。这种越轨行为不仅会使法律偏离原来的目标,更会在人们心中形成一个金钱、权力大于法律的法制观念。 最后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探讨的是,由于偷埋土葬的行为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基层政法者的形象也对越轨行为的出现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基层执法者或被委托实施监管的人员大多也是跟村民生活在同一个“熟人社会”的圈子里的,可以说,基层执法者是国家与村民之间的“中介”。基层执法者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他们内心也会受限于法律政策要求以及村民的情感因素这两种知识的冲突,他们的行为态度也将直接为村民越轨行为的产生创造了结构条件。“二次土葬”中基层执法人员采取了一种两边不得罪的折中行为,“缴费土葬”中基层执法人员采取的则是一种利用手中权力的“寻租”行为。吴毅把基层执法人员的这种特殊角色地位与行为定义为“双重边缘化”,他指出:“结果,本应该在国家与村庄的互动中起到上下有机连接作用的村干部却没有能有效地实现这种连接;本应为政府和农民双方所依赖的村干部,却反而成为为双方既不能有效依赖,又不能有效约束的自在性力量,由此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就不仅仅是村政的懈怠,而同时可能也是上层政治结构与底层社会结构的疏离,而由于这一疏离曾经给中国历史治乱兴衰所带来的教训是应该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 法律本应是对秩序的构建,对社会结构的整合,然而在殡葬法制改革中,越轨行为的大量出现表明现行法律不仅没有构建一种有效秩序,反而扭曲了原本存在民间殡葬秩序。在一些民众眼中法律成了一种打乱生活秩序的外来物,殡葬管理成了基层政府或执行者“寻租”的权力,不同主体在殡葬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整个社会结构并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反而加大了鸿沟,法律也将越来越难以走进民众的心中。 法制是促进社会变迁的工具,但其成效受制于社会,成败系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制度设计能否影响人们的认知并形成对法律的认同,而不仅仅是对行为的监控,监控常有疏漏,这一点常被忽略。 中国的汉民族及一些少数民族对死者有“入土为安”的观念,因此形成了土葬习俗。这种习俗在过去并没有受到国家的过多干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因素和土地因素在现代社会成了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传统的土葬行为带来的意外后果是土地危机(当然,这一危机是否真实还可以讨论),因此导致正式社会控制的进一步介入和加强。用一种因果的链条来表示上述过程就是:“传统土葬(有限知识)——土地危机(意外后果)——提倡火葬(法律调控)”。在这里,土葬为因,火葬为果。这种因果循环并不是一种自动的均衡调节,而是国家对意外后果进行选择性的“信息过滤”,从而完成具有反思性的自我调控。在社会变迁中,法律正是通过国家的协调和动员能力以期望构造出一种新的秩序,而这种新的法律与旧的习俗观念一经遭遇,就会触发人们不同的、新的行动。然而,如果说国家作为一名设计者,法律是其重要蓝图,个人的行为会产生意外后果,法律的规划一样会产生意外后果。 意外后果是所有制度设计的大敌。如何克服法制引起的意外后果,是法制改革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而困难在于我们都只具备哈耶克所说的有限知识。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有限知识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意外后果是实践的结果。一切制度的意外后果均是来自于行动者在制度约束(结构)之下的行动实践,其包含了不同行动者对制度的认知和反应以及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意外后果的发生,无疑与制度设置不完善和执行过程有直接关系。要克服或减少制度的意外后果,需要的是关于制度实践和人如何行动的知识,至少有两方面就变得重要:一是有必要采取经验性的研究进路,密切关注法律实施的过程和后果,使法制在“试错”中具备改善、逐步健全的经验基础。二是克服法学及立法领域的智识“孤岛”,引入社会科学对立法试图产生影响的行动者的行为及行动逻辑的理解,增进完善立法的知识基础。更直接地讲,立法必须对法律的实施者、实施对象及其生活、世界观等有实质性的理解和认识,立法需要关于社会的知识。因此,法制改革的起点在于对对象的实质性认知,其限度在于对法制后果的把握。具体到殡葬法制改革的领域,需要对法律执行者、管理者的行动逻辑以及民众的丧葬行为、逻辑、后果的实质性理解。在未来的殡葬法制推进和完善中,以下问题应该充分注意到: 第一,虽然经济因素对于理解火葬政策的推行及阻碍很重要,但是丧葬行为本身的逻辑核心并不在于经济理性,而是其文化性。要使人们认同殡葬法制的目标,不仅需要使民众享受到经济上的成本最小化,更需要在殡葬管理的具体措施中具有一定的文化契合度。 殡葬管理出于卫生或资源节约的考虑,但是其实现的程度和效果依赖于改革措施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已有的习俗。罗伯特·赫尔兹认为:人的死亡与动物的死亡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会引起相应的社会信仰、情绪变化和仪式活动。而殡葬作为一种仪式则达到了使生者从禁忌与痛苦中回归社会,而死者从社会中分离出去成为祖先的社会目的,在这里实现了死者社会身份上的转变。因此,为死者举行葬礼不仅使将死者“隔离”出社会,同时是为他找到新的归宿方式,这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亲属情感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地发展丰富而又差异的丧葬观念与文化,而整个丧葬文化的合理性本身却是相同的,它重构了生者与死者的联系,并重新整合了社会关系。公墓危机等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尽管法律的制定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但是却无法决定人们的最终行为。对于传统习俗,人们也许不知道行为背后的直接意义,但是传统本身就是“内在地充满了意义,而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法律的困境在于它用“理性”的知识去除传统的“无知”,但其往往由于缺乏对文化性的关照而不能弥补人们内心的价值空缺,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生活的意义,告诉人们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在法律与传统观念冲突的情况下,它又应当如何来促成其目标的实现?透过生态葬的例子对于法律上的启示是,在社会生活中仅仅依靠法律的单方面倡导与强制并不能使人们形成行动观念,法律与传统观念带来的冲突“往往可以通过看似法律之外的方式得到解决”,行动条件与环境的创建、对习俗文化的转化和有效利用、尊重地理文化因素等等这些方式都将有可能决定一部法律能否成功实现其目标。反之,如果通过法律构建的制度忽视甚至阻挠了人们由于传统观念形成的心理动因,这个时候往往不止会在效果实施层面上出现制度的意外后果,而且会伴随着人们对制度直接对抗的越轨行为的出现。 因此,在殡葬改革中,需要发展出细致、具体并因地制宜和因文化制宜的殡葬管理措施,转化或替代传统的丧葬仪式、习俗,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传统的价值观,使人们能够维系与死者之间的联系,例如追思的便利、场所设置的合理。而这些途径的选择和创造,无疑依赖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介入。 第二,对于殡葬法制及具体的管理领域出现的意外后果,特别是因殡葬管理不当引发的违法行为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现象降低了殡葬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引发民众的质疑。 这些越轨行为,最严重的是部分殡葬管理部门从殡葬管理和殡葬事业中谋取暴利,这不仅导致火葬的成本相比土葬更高、墓穴超标等问题,使部分管理部门和执法者卷入到与民众违法土葬的“合谋”中,更导致了民众对殡葬管理和殡葬法制合法性的怀疑。殡葬改革必须回到公益事业这一立场上,控制寻租的空间,降低民众的火葬成本。 从法律执行暴露出的问题看,针对二次土葬这一突出现象,一方面要重新设计对火化之后骨灰安置的制度要求,对于划定为火葬区的地方不能为二次土葬这样的潜规则留下空间;二是需要更加合理地划分火葬区和土葬区,对推行火葬条件还不适合的地区不宜冒进;三是完善对殡葬管理的考核方式,避免因片面追求火化率导致的大量对二次土葬的放任。而对缴费土葬,则需更加严格的执法,予以坚决制止和减少。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前文讲到的对公墓的设置及坟墓的建筑规制方面,由于缺乏更加细致的规则和生态的考量,公墓设置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达到节地和生态的目标,这就导致殡葬宣传与实际后果之间的差异,民众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公墓设置的合理性。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手段有必要发展,例如较为明晰的公墓墓地规格与标准,开发新型的、能够经历一定年代后回归自然的环保材料的运用等。 第三,由于丧葬与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紧密相连,是容易引发冲突的领域,改革的进程、措施和力度应当有所节制,这也是法制改革的限度。 费孝通先生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具有一种敬畏的魔力,“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就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因此,殡葬习俗对于人们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方面,更直接透过仪式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殡葬仪式中,行动者并非都能清楚解答每个步骤的含义,习俗在这里内化成一种无意识的知识,行动者正是根据这种知识使场景得到忠实的再现。殡葬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生仪式具有宗教感染力,而“宗教之所以能够产生出规范,关键在于它作为一种世界观界定了什么是失范和越轨,并且发展出对失范和越轨的挽回方式。”也因此,这一领域的改革不仅需要更多地从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角度寻求出路和措施,还需要具有必要的耐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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