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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互鉴[成建华]
时间:2020-03-13 02:11:41 点击次数:
人类的一切交往,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向来都是双向交流的。人类历史表明,当一种文化传入到另一种文化氛围中时,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一是外来文化为了迎合或适应当地文化环境的需要而使自身有所变形;二是当地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刺激下也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变化。中国佛教,尤其是在隋唐时期发展而来的禅宗乃至此后的宋明理学,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与对话背景下的产物。确切地说,它是中印异质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晶。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历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由接触、依附、冲突到相互融合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能够为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包容并蓄的胸怀,而且还体现了佛教以自身特有的丰富文化内涵补充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开始是以依附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表现形式而传播的。佛教传入初期,正是黄老方术在中土盛行之际。所以,一些来华弘传佛教的外国僧人,出于传教的需要或便于佛教自身的流传,不断地吸收并依附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社会上流行的方术迷信,以佛法附会黄老,以神通吸引信众,使得当时的人们误以为佛教也是道家方术的一种。早期佛教徒在译经时还攀附道家术语,用最流行的道家概念范畴,如“自然”、“无为”和“无极”等名词来传译佛经。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安世高以及之后的支缕迦谶,在翻译时都曾大量借用了老、庄道家的术语。如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中,用“气”来概括“四大”,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他甚至把“安般守意”这类的数息禅法解释成“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在支缕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中,用“本无”、“自然”等概念来表示“般若”和“性空”。三国吴时的支谦,因为取《老子》“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中的名词概念,而把《般若道行品》译成了《大明度无极经》。这种为了方便佛教自身的流传而做出的不符合佛教本意的牵强附会,无疑是导致当时人们多以黄老之道去理解和认同佛教的主要原因。   佛教对儒家文化更是一种依附关系。佛教主张并宣扬出世精神,与儒家的“纲常名教”、“齐修治平”的思想难免对立。由于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立国之本,所以佛教在这种的背景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要,不得不与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相妥协、相调和。佛教徒以佛教“杀、盗、淫、妄、酒”五戒来比附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异号而一体”的 。三国吴时的高僧康僧会,在被问及到有关佛家的因果报应等一类的伦理问题时,则巧妙地以《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来作回应,以此比附佛教的因果学说。其实,儒家的因果报应说是建立在其所谓的“天道观”上的,报应的主体不是行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孙后代。而佛教主张自作自受,一切善恶后果由行为者自身承担。所以两者并不相同。康僧会还通过编译佛教的《六度集经》,用印度大乘佛教的慈悲观去比附儒家的“仁爱”思想,提出“仁道”说,以配合儒家政治伦理观念。佛教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甚至不惜改变自身,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加入儒家名教的内容,说什么“儒释皆宗之,其为孝道矣”,把“孝”说成是儒佛共同奉行的宗旨。魏晋时期的“格义佛教”,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老庄玄学来诠释和说明佛教教义。如以《周易》中的“元、亨、利、贞”(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正)四德类比佛教的“常、乐、我、净”四德。更有甚者,如南朝的高僧竺法鸦、康法朗等人都是用格义的形式来理解佛教的。他们经常把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作为理解和解释佛教的媒介,经常把佛经与儒道经典进行交替讲解,以解释佛经中的疑难。这便是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理解和解释佛教的基本方法。   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佛教逐渐从表面层次的对儒家纲常名教的妥协调和发展为深层次的对儒家思维特征与思想方法的消化和吸收,从而又反过来影响传统儒学的进一步发展。佛教在儒家重视主体、重视个人的思想背景的影响下,因而开始强调佛性论,大谈心性论,以至发展并成立了“出世不离入世、强调自我实现”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禅宗的“即心即佛”与儒家的“反身而诚”,天台宗的一切众生本具“空、假、中”三谛性德与儒家的信善论,无论从哲学理论上还是从思想方法上,都可以看到二者的相融相通之处。   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先后传入并被系统的翻译出来,佛教一改过去的一味依附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开始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沙门应否敬王者”、“神灭与神不灭”、“因果报应有无”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上。   “沙门应否敬王者”,既是一个涉及僧俗间的宗教礼制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两汉以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思想支柱是“事君至上、孝亲之上”的政治伦理观和为国效力、扬名显祖的价值观。由此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宗族第一、国家本位”的普遍观念,自然就与佛教“出家无家、不拘礼法、遁世逍遥”的习惯相抵触。因此在儒家看来,佛教就是“脱略父母、谴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的宗教。这场围绕政治伦理及价值判断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唐代,结果以佛教失败而告终,佛教徒接受了“人王即法王”的宗法思想,被迫放弃“沙门不敬王者、不拜俗亲”的宗教传统。   佛教的“三世因果”学说是建立在“缘起性空”的理论基础上而提出的。佛教认为人由五蕴和合而成,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或灵魂存在。但囿于中国人传统的鬼魂学说思想,以为佛教所主张的三世因果之说在于宣扬人死精神不灭、灵魂可以再生。这种对佛教教义的曲解,就连当时那些通达儒学而学佛的人也多半深陷于此而不能自拔。由于中土人士的“佛之有无,寄于神理存灭”的理念,以东晋僧人慧远为代表的佛教徒主张“神不灭”,并大力宣扬和捍卫其神不灭的理论,以至于在南北朝时期围绕着神灭与神不灭,对生死、果报等展开了一场空前大论战。其中,慧远的形尽神不灭“三报论”和梁武帝的“神明成佛义”是为最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轮回观,它们都是中印思想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佛教的教义学说经慧远、梁武帝等人的加工和发挥,糅合并掺入了许多中国本土的迷信思想,于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天堂地狱轮回报应学说,并在中土产生了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化的佛教各宗各派,特别是禅宗,并不附同这一套新的理论学说,它更强调的是当下解脱或顿悟成佛的思想。   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和冲突更为激烈。由于二者在教义上的差异,致使在许多基本观点上的对立。如“佛法以有形为空幻”,“道法以吾我为真实”(谢镇之《与顾道士书》);“释氏即物为空,空物为一,老氏有无两行,空有为异”(慧林《黑白论》);释称“涅槃”,道言“仙化”; 释云“无生”,道称“不死”(《弘明集卷七》),等等。为了争夺宗教地位,经常辩论佛道先后高下。如两晋道士编造《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游化胡成佛,创立佛教,以释迦牟尼为弟子。佛教徒针锋相对并以编造《清净法行经》大势渲染,说佛派三弟子教化震旦,儒童菩萨是孔丘,光净菩萨是颜渊,摩诃迦叶为老子。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唐末。   唐宋之际,佛教开始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从而出现了三教合流的局面。东晋高僧道安认为,“三教不殊,劝善义一,教迹虽异,理会则同”。宋代智圆以“修身以儒,治心以释”,主张儒释共为表里。显见,佛教调和儒道的思想趋势越来越强烈,而三教合一已成为当时的普遍社会思潮。儒家吸收和融合佛教,形成宋明理学;道教吸收和融合佛教,形成全真教、太一教等新的道教。与此同时,佛教也完成了它的中国化进程,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在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化的同时,无疑也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佛教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交互影响,推动了中国哲学的新发展。宋明理学受佛教的影响最深。理学中的由“纯心”、“诚心”、“养心”到“心泰”以及“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到“理一分殊”等哲学概念的提出,明显地是受到了中国佛教如“明心见性”、“即心即佛”以及“性体圆融”等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宋明理学的心性学说与佛教的佛性思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佛教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改变自己,但同时佛教也不断地影响并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众所周知,早期的佛经翻译受到了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庄化的译经因此又反过来对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六家七宗”时代的般若学则又是玄学化的产物。同样,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是在儒家和道家等思想传统的影响下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而它又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禅宗等站在佛教的立场上融合儒道思想才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成千上万的脍炙人口的梵文佛经被陆续翻译成汉文,推动了中国文学诗歌、散文和小说的新发展。《法华经》、《维摩经》以及《百喻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经》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歌;变文和禅宗语录与中国的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汉语中的反切就是在受梵文拼音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不完全统计,由于佛经的汉译,输入了多达三万五千余条的外来语和 专有名词,因而扩大了汉语语汇,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佛教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中国佛教寺塔的建造风格,充分体现了佛教文化对中国建筑学的影响。如河南嵩山嵩岳寺的砖塔、山西应县的木塔以及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作为古代雕刻艺术宝库的敦煌、云岗和龙门石窟都是在充分吸收了古代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并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像艺术。敦煌的莫高窟,这座屹立在沙漠中的艺术宫殿,更是体现了古代印度石窟艺术、西域地方风格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有机融合。佛经故事常常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家绘画的题材,中国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有关。中国佛教梵呗音乐的形成与流行,就是在充分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的基础上创建而成。佛教对中国的天文学、医学等科学技术的贡献和影响也是卓越的。佛教《大藏经》中存有大量医学和药学的内容。据隋唐史书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书就有十余种。可见佛教在中国文化各领域中的影响是至久远深而的。(信息来源:佛教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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