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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之佛教从外来文化到主流文化
时间:2020-03-13 02:21:41 点击次数:
背后国文 发布时间:02-2516:20上章讲了佛教传入中国进入早期传播阶段,后佛教在东晋时期走向兴盛,原因大致如下:第一是玄佛合流,第二是佛经的翻译最为完整、准确和流畅,第三是西行求法,第四是本土高僧的杰出贡献。形成了南北盛况,北方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从外来文化逐渐变成了主流文化。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变化的过程。 东晋以后,历史进入南北朝时代,玄学思潮渐渐衰微,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的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佛教的快速发展,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 佛教对皇权的妥协,我们知道,原来佛教开始在印度的地位非常高。印度从未产生集权皇权,宗教足可独立于王权之外。即使如孔雀王朝这样的强大王朝,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仍独树一帜,反而将王者纳入佛教,阿育王皈依佛教成为佛教护法王就是一例。 但古代中国情况不一样,皇权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不可撼动。自秦以来,皇权便成至尊,天地万物都要臣服于皇权,宗教也不例外。当时的高僧道安就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就是他们看到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 佛教对儒家的妥协,在传统的孝的观念上,中国儒家信奉者根据真经《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改编成《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表达佛教也重视孝道。还有真经中有很多对女性的描述,后世的译经也给予省略。 帝王的提倡对佛教的发展无形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梁武帝昭告天下,改邪归正,舍道入佛,提倡家人及臣工信仰佛教,自己解读经书甚至走上讲台讲经,舍身同泰寺。 寺院经济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快速增长,如南朝宋有寺院1913所,僧人36000人,到了南朝梁,寺院有2846所,僧人达82700。如宋文帝北伐时,国库空虚,他于是找寺院借钱。所以后来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寺院的繁荣。到了北朝,寺院更是达到了三万余所。 由于寺院经济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和发展,于是很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对佛教展开批判。一方面是精信佛教者,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护佛,一方面是反对派对佛典进行批判论辩。如南朝梁范缜写的《神灭论》,提出“形存神存,形谢神灭”的无神论观点,对佛教大力挞伐。《神灭论》抓住了时弊,击中了佛教的痛处。 还有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时发动的灭佛运动,称为“三武一宗灭佛”。这样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因此,三教之争,趋于缓和松弛。从而影响了佛经翻译,由经典转向论典,以真谛为代表。 真谛,印度优禅尼国人,在梁武帝时,真谛携带大量梵文经典,乘船来到梁都建康,在准备开始译经之时,爆发了“侯景之乱”,于是他辗转到富春,开始译经。之后,真谛又多次迁移,虽在兵荒马乱年代,但始终坚持译经,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师。 这一时期,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十分流行。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造像艺术宝库之中的瑰宝。此后佛教又加入密宗、禅宗等本土新教派,已逐渐中国化,开始显现主流本色。 进入隋唐,佛教又一次到了繁荣期,此时三教并立与融合,佛经翻译进入真正成熟的时代,典型代表是玄奘。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正是他在大唐那样的背景下,将佛典译经又推向高峰。 佛教的兴盛也带来学派的林立,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百家齐放,尤其是禅宗,从照着说到接着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飞跃。不仅融合了新思想、新观念,同时在佛典基础上创新、升华,将佛教更加融入人心。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已经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在隋唐,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得到了整理,道教文化在政府扶植下有了发展,佛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而中国化了。在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的顶峰,佛学水平超过了印度,并使中国取代了印度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 中国历史纷繁复杂,天下继续上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戏码,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佛教进入融入期。佛教地位变得更高,各家门派也偕同历史进行融合调和。像禅净合流,调和儒道,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但佛经翻译在宋已进入尾声。 宋代的佛教,已由佛而入儒,因禅宗而产生理学。到了南宋末,禅宗大师们大谈其儒家学理,而且有非常明显的佛学儒化、儒学佛化的迹象。 元朝的宗教呈现多元化,各类佛教(包括汉传佛教与喇嘛教)、道教、白莲教等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因西藏密宗势力随元朝军事统治力量的推展,普遍渗入全国各地,据有宗教的特权。全国各宗派的佛法,都受到极大地挫伤,连佛教权威的禅宗,也难与理学相抗衡。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针对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而且太祖早年出身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 明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到万历时期,先后产生佛教四位名僧,如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莲池(袾宏)、蕅益(智旭),佛教界称之谓“明末四大老”。他们都是深习儒家学说,后来宣扬佛教的思想,也都是儒佛同参,互为依傍。 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也形成一种风气。宋濂、李贽、袁宏道、矍汝稷、王宇泰、焦竑、屠隆等,都于佛学有相当理解,遗有许多有关佛学的著作。明朝末,理学家的王学大行,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们开始更多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佛教人才衰落。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仍以禅宗为最盛,净土次之,天台、华严,律宗、法相等又次之。几代沉浮,到嘉庆以后,因欧风的东渐,西洋文化思想,随教会以俱来,佛教的命运,也随时势的推移,慢慢衰落。 本章讲述了佛教从外来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主流文化,内容繁多,以上只是梗概。下一章讲述中国佛教的权威禅宗,让我们了解一下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由来。请看下一章《佛教文化之中国禅宗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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