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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之译经和佛教在东晋的兴盛
时间:2020-03-13 02:22:01 点击次数:
背后国文 发布时间:02-2118:20上章讲了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和早期传播,但佛教与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冲突,那么佛教是怎样一步步让人们改变观念认可并接受了呢? 谈这个问题,有一个避不开的问题,那就是佛经的翻译。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形成中国佛教,大致经历译经、形成学派、创立宗派三个阶段。 佛经原典根据流传和出土情况来看,主要由三种语言写成:巴利语、犍陀罗语和梵语,前两者是俗语,后者是雅语。古代印度邦国割据,方言各异,却同属于婆罗门教文化圈,梵语被称为雅语。巴利语是一种以古印度西部方言为基础的文献书面语,属于俗语。犍陀罗语是古印度西北方言,也属于俗语。这些用外来文字写成的佛经和用外来文字传教的高僧到了中国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译经。 在东汉时,译经的代表人物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本名为清,字世高,是西域安息国的王太子。自小聪明仁孝,刻苦好学,博览国内外典籍。他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到达洛阳。那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有一百多年了,在宫廷中和社会上已有不少信仰者,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和信仰佛教,他随即学习并很快通晓汉语,开始翻译经典。 安世高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师,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佛学。他共译佛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主要是小乘系的佛经。安世高所译的佛经 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给当时初学佛教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佛教徒可以通过这些译典加深对佛教的理解。 支谶,即支娄迦谶,贵霜帝国僧人,本是月氏国人。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于汉灵帝时翻译《道行般若经》、《兜沙经》等。他比安世高稍迟,安世高所译的佛经是小乘经典,而他的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所译的《道行般若经》对后来义学影响最大。“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显学,可以说支娄迦谶是中国翻译和传播大乘佛教的创始者。 到了三国和西晋时,以支谦和康僧会为主要代表。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本月氏人,后随祖父迁居中国。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东汉末,迁居吴地。因聪明超众,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译有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 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反对译文尚质,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由质趋文,乃必然之势,支谦则开风气之先。 三国时期僧人,西域康居国大丞相之子。他于公元247年来到三国时的东吴,建立寺庙,供奉佛像弘扬佛法。不久受到孙权的信敬,并为他建佛塔,造佛寺,即现在的龙华寺。康僧会译编有《吴品》(亦谓《小品般若》)、《六度集经》等。他还注释佛经,他的佛学撰著(释经)比其译经影响更大,他曾注《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三经,并为作序。康僧会还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有佛,道,儒三家思想的僧人。 虽然有众多高僧为译经作出很大贡献,但作为外来文化,很难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并为人接受,所以佛经在开始译注时,高僧们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在译经时往往以道家的概念来译佛教术语,以神仙方术为主要的宣传方式,向中国传统文化依附。东汉时,他们就依附黄老之学,强调清静无为,劝善止欲,魏晋时就依附玄学,高谈清静无为之玄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结果出现了“黄老浮屠并祠,小乘禅学流行”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才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但佛教走向兴盛却是在东晋时期,原因一致如下:第一是玄佛合流,第二是佛经的翻译最为完整、准确和流畅,第三是西行求法,第四是本土高僧的杰出贡献,下面逐一展开讲述。 对于玄佛合流,一方面体现在义理合流,另一方面体现在人物合流。西晋以来,随着佛典译经的鼎盛,如何理解和传播教义,成为佛教徒的一大课题。义学高僧们先是用所谓“格义”法,即把传统的老庄思想中关于有、无的哲学阐释格义和比附佛学中关于空、有的思想理论,后来又受玄学得意忘言派影响,主张不拘泥于文辞而直达意旨的译经解经方法,表现出玄佛合流的特征。这一切最终促使佛教融入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又彰显出其独立的品性。 人物合流的突出表现就是高僧与名士的惺惺相惜,比如东晋高僧支遁与王羲之、谢安、许珣等的交往。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极其盛行,佛教僧侣有的也加入了清谈的行列,佛经也成了名士们的清谈之资,而支遁几乎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支遁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谈家条件杂糅老释的僧人,获得众多名士的欣赏。 而在东晋太元八年,西域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入华,他精通经藏、律藏、论藏三藏,并能熟练运用,掌控自如。他与弟子与弟子译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无论老幼,皆宜接受,其经文几乎家家都有,对中国译经和佛教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西行求法是指汉地僧人或自发结伴,或受朝廷官方委派到西方求法取经。公元260年,白马寺僧人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开启了西行取经之路。然而他最终只到了于阗,也只取得《大品般若经》梵文原本,但他为之后法显法师、玄奘法师等西行取经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法显是东晋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时年65岁的高龄的他经西域历经磨难于晋元兴三年(404年)到达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他一共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于413年归国。 当然东晋佛教的兴盛与本土高僧的贡献密不可分,如道安。自汉以来,佛学有两大系,一为禅法,一为般若,道安为二系之集大成者。道安重视般若学,一生研讲此系经典最力,同时重视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禅法。他弟子甚多,遍布南北,慧远、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门下。 道安是当时译经的主持者,在他的监译下,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经共百余万言。道安综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禅法、戒律等系佛学,作了校订和整理工作,并编出目录,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学思想,得以较完整的面目呈现于世。他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本无宗”学派,成为般若学中创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 还有慧远大师,净土宗之始祖。他二十一岁时随从道安法师修行,公元378年入住庐山东林寺,领众修道。慧远为道安的上座弟子,善于般若,并兼倡阿毗昙、戒律、禅法。因此中观、戒律、禅、教及关中胜义,都依仗慧远而流播南方。 佛教史上最早的结社是慧远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像前立誓组织团体。这一结社的目的就是专修“净土”之法,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故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当时的名仕谢灵运,钦服慧远,替他在东林寺中开东西两池,遍种白莲,慧远所创之社,逐称“白莲社”,因此,后来净土宗又称“莲宗”。 佛教自进入中国,在东晋时代达到鼎盛,形成南北盛况,北方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从外来文化变成了主流文化,欲知佛教后续发展,请看下章《佛教文化之外来文化到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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