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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传统佛教教育
时间:2020-03-13 02:42:07 点击次数:
  佛教教育是中国佛教界培养人才的必由之路。「法赖人弘」是佛教的一句至上名言。中国佛教从古到今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了教内拥有一批精英,佛教内部一直有一套灵活机便的教学方式,培养人才的宗旨始终得到了贯彻,所以才拥有了今天辉煌的兴盛局面。思考未来的佛教教育,必须回顾过去的佛教教育历史,只有鉴古才能知今,才能对未来的佛教教育道路做到心中有数。   佛教教育是佛教存世的根本,也是培养佛教人才的必然之路。佛教经常讲续佛慧命,人才是佛教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根本原因。释迦牟尼佛创教之后,首先重视的就是佛教的教育,他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向弟子说法,就开始了佛教教育的活动。据经典记载,佛陀经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佛教教育是教人「示教利喜」,即是说通过佛教的教育活动,让众生有一个欢喜心,听法的也会有一个「见教利喜」的感觉,通过佛教的教育使人的心情愉悦,达到解脱的境界,目的就达到了。事实上,佛陀就是通过这种教育的方式,将佛教推广开来,使之在社会上有了更多的影响。佛陀生前还主张要因人施教,同意用各种俗语来进行宣教,而且可以「开外学」。「外学」就是佛教以外的学说,因为佛教将自己的学说称为「内学」。《释氏要览》说:「佛听比丘学外论,仍须是明慧强记者。」[注 1]「佛许比丘遍读。为降外道故。不许依其见解。《地持论》云:若聪明上智,能速受学者,于日月中,常以二分学佛法,一分学外典。」[注 2] 这里的「外论」或「外典」仍是「外学」的代称。佛陀圆寂以后,佛教教育已经成为佛教的重要内容,这主要在寺院里开展,僧人们「午时食罢,齐暮讲经,斯则处中者所务」[注 3]。当时寺院里办有书院,而且摆放了不少的世俗的书籍,如印度只树园中,总有六十四院,通衢大巷。南有二十六院,中院北有六院。其中第三就是阴阳书院。[注 4] 佛书载:(僧人)方可于一日分三时。初、中二分,读诵佛经。至晚读外书,是故只垣中有书院,其中置大千界不同文书。[注 5]   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封建社会里,寺院往往也具有世俗教育的成分在内,寺院成为文化的中心,肩负了培养人才的责任,很多人就是通过佛教的教育而成才的,最终掌握了文化,所以《五分律》说:「比丘差次,不知书记佛,听学书,不得为好,而废道业。」[注 6]在佛陀时代,师生关系是互动的,教师和学生相互之间互相尊重,相互关心。能称为师长者,是能够帮助成长的圣人,所以经中说:「和尚于弟子,当生儿想。弟子于和尚,当如父想。」[注 7] 以法教子,故称为「师父」。佛经中还要求弟子对师父要做到,「看和尚当具四心,一亲爱。二敬顺。三畏难。四尊重侍养承接。如臣子之事君父。如是展转相敬重赡视能令正法久住。增益广大」[注 8]。弟子事师有五事,「一当敬难之。二当知其恩。三所教随之。四思念不厌。五当从后称誉」[注 9]。或「夫为弟子当以五事敬事师长。一给侍所须。二礼敬供养。三尊重戴仰。四师教诲敬顺无违。五从师闻法善持不忘」[注 10]等等。同样,师父对弟子也要诃爱有加,内外有别,关心弟子的成长:   毘奈耶云。弟子有五事,方可教诃。一不信。二懈怠。三恶口。四情无羞耻。五近恶知识。佛言但五法有一,皆须教诃。比丘问佛:如何教诃?有五法。一不共语。二不教授。三不同受用。四遮其善事不与依止。五不与同房。[注 11]   正是佛教僧伽里的尊师爱徒,互相尊重的平等思想,使佛教的僧伽内部始终充满了一种上下友爱的气氛,保证了佛教内部的团结,使佛教事业后继有人。   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院成为中国佛教的载体,仍然担当了佛教教育的责任,同时又是译经的场所,负有传播佛教文化的义务。《高僧传》记载,僧肇法师从小受苦,因为没有钱,上不了学,就到寺院抄书写经,于是学到了佛教的知识,最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家,对中国佛教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后人称赞:「肇公着《般若无知论》,远公抚几称叹。又着《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名论》,皆妙达真宗,词义圆彻。什公之门,一时蔚盛,可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注 12] 所以寺院一直是一所佛教的学校。   中国古代,「学肆」代表了学习学问的地方,佛教也将其沿用,将僧人学习地方,称为「学肆」。僧人们在寺院里生活,学习文化,研究佛教,不仅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而且培养了大批的佛教人才。   古代的中国佛教教育被称为「丛林式教育」,在培养人才的方式上,有两种模式。一是徒弟跟着师父学,师父有多大的本事,徒弟就能学到多少东西,如果师父教不了,徒弟还可以再拜其它师父,所以一个高僧往往要拜很多的师父,最后成为一名大家。玄奘法师就是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他在国内已经不能满足于师父的教育时,于是就到国外,向外国的师父学习。这种教育的特点在于,培养的人才,视野较窄,知识面的广度不够,以通一经者居多。像玄奘法师这样具有全材的一代大德,每个朝代也只能出现几个而已。二是通过参与佛教文化事业后而学了东西。唐代以前,是中国佛教译经的高峰,这时很多寺院都是着名的译经场所,像当时西安的逍遥园,一次可以容纳三千人译经,众多的出家人聚居于此,大家在译经时对佛教的名相和义理,互相讨论,因而佛教的水平提高的很快,一些有才华的僧人因此脱颖而出,享誉僧界。这种教育的特点,可以开阔视野,但是对专一某派来说,还不够深入。笑隐欣禅师曾经对世俗教育与寺院教育的特点做过不同的比较。他说:   慈父爱子情无偏,家庭教育仍娇怜。出从严师痛加鞭,责以成人期大全。瞿昙训徒岂不然,说法鹿苑开人天。提携三界出爱缠,金粟古佛分化权。弹偏击小诃盲禅,毗耶示疾久未痊。欲遣问讯畴能传,文殊领徒众万千。大车促驾龙象筵,氍毹华雨罗婵娟。入室征诘森戈鋋,鼃蠃鳅蚓头骈骈。鸾骞虎跃龙出渊,丛雀噤伏惊鵰鹯。怅然自失情悁悁,驰归白佛重敷宣。佛言设教观机缘,我初小乘示蹄筌。由渐入顿顿入圜,舍小趋大力勉栴。如登泰华未穷颠,如酌巨海沾微涓。尔愚可规顽可镌,宜从此老奉周旋。流传圣教何万年,残编断简空蝉联。昧投绝港迷通川,九天坐望银河悬。虑忘词丧绝言诠,庶几描邈传丹铅。向来虎头玅通玄,观者倾市输金钱。何人笔势犹翩翩,光怪只尺生云烟。风雷绕座屋壁穿,嗟予卧疾龙河边。了彼身世如蜕蝉,家风不用喝与拳。柴门着关铁壁坚,佛来不着孰敢先。凡情圣解俱弃捐,肯使天华涴岩前。渴煮蒿藜汲流泉,稳放白牛庵内眠。[注 17]   笑隐欣禅师指出世俗教育的特点是「责以成人期大全」,即怎样培养一个全材,佛教教育的特点则是「提携三界出爱缠」的出世教育,而且佛教教育的方式是「佛言设教观机缘,我初小乘示蹄筌。由渐入顿顿入圜,舍小趋大力勉栴。如登泰华未穷颠,如酌巨海沾微涓」。可见由于两者的目的不同,教育的方式区别不同,佛教的教育方法是循序渐进的方式对人才进行培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信徒生起正信,所以佛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培养人才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古林大茂禅师与松隐小茂两人曾就佛教教育古今不同的形式发生过争论。大茂禅师认为:「教育英材,贵顺时宜。你以古而行今,吾恐你与时违耳。时违而欲唱道,不亦难乎?」小茂禅师反驳说:「以古而行今者,俭也;顺今而非古者,奢也。俭之病也,不过无人,然是其人亦至矣。奢之弊也,则狮虫出焉。狮虫既出,必成厉阶。故传云,与其奢也宁俭,其今日之谓与。」[注 18]   大茂禅师主张教育要顺时,走与时俱进的道路。小茂认为,宗教教育是解决生死问题,应该追求的是古朴,返朴归真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佛教教育要仿古而不要顺今。他说服了古林茂。   唐代以后,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特别是像天台、禅宗等民族特点的宗派出现,佛教教育的形式也开始转型,随着三教合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佛教教育译场式的「学肆」教育模式渐渐淡出佛教圈,取而代之的是以讲经式为主的讲肆教育方式。史乘记载:讲经,即曹魏时朱士行讲《道行般若》为始也。尼讲,以东晋道馨讲《法华》、《维摩》二经为始也。讲律,即元魏世法聪为始。聪但手披目阅,敷扬四分律,有门人道覆旋听旋抄,渐成疏焉。讲论,即罗什授嵩法师《成实论》为始也。[注 19]   到了五代宋以后,寺院里的讲经制度已经成为规模,而且专门有一批致力于讲经的僧人,在社会上都有影响。法师则约是天台宗智连觉云的弟子,在南湖延庆寺侍觉云。云师逝去,依杭州上天竺慧光法师,分座讲经,众服其辩。干道九年春,太师越王亲制疏辞,请月波为第一师。月波以讲才见称于世,故一时名德,咸乐来依。越王屡亲讲说,手书赞曰:   师教门义龙也。既为吾家师,又作此山主。愿奉此地,长讲天台宗教,长修水陆普度。上报君亲,勿事改革。既而奏于朝。赐智海之号。自师作祖此山,继之者梓庵隐堂,而柏庭径升南湖,自是地望为之益重。   比丘说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以比近故,迭相诱引,往来交杂,乱众佛制。今后不得共一堂。及二堂相近,亦不得彼堂来此堂。此堂诣彼堂,不得憎恶法门(若今三学迭相是非也)」[注 22]。对讲堂的布置,也有具体的规定,如讲堂要置佛像,因为「《大法炬陀罗尼经》云:   法师说法时,有罗刹女名爱欲,常来惑法师。令心散乱。是故说法处。常须置如来像。香华供养。勿令断绝。彼罗刹女。见已即自迷乱,不能为障」[注 23] 。   梁僧旻法师,讲次谓众曰:昔弥天道安每讲,于定座后,常使都讲,为含灵转经。此事久废,既是前修。欲屈大众,各诵《观音经》一卷。于是阖座忻然。远近相习耳。今亦念佛是也。[注 24]   寺院对讲经的活动非常重视,凡是讲经的和尚,都有很高的荣誉,讲经者被称为「首座」,「首座之名,即上座也。居席之端,处僧之上,故曰也。寻唐世勅辩章检校修寺,宣宗赏其功,署三教首座。元和中,端甫止称三教谈论。盖以帝王诞节,偶属征呼。登内殿而赞扬,对异宗而商搉,故标三教之字。未必该通六籍,博综二篇。通本教之诸科,控群贤而杰出而脱。或遍善他宗,原精我教,对王臣而无畏,挫执滞而有功。膺于此名,则无愧色矣。次后经论之学,或置首座。三教首座,则辩章为始也。朱梁洎周,或除或立,悉谓随时。今大宋有讲经讲论首座,乃僧录之外别立耳」   在寺院里,讲经还有一套特别隆重的仪式与系列的细致规定。如讲经前的准备工作有:将讲某经,预日大众。先具礼仪,面请住持。(或命某某代讲,即转请某某师)搭衣持具,礼请开讲。(另有《讲堂规约》见后)初开讲日,早粥后,法堂香灯,铺设讲经法座(座前供佛像一,及两边听经桌櫈。若无法堂,即在斋堂。小食过堂后,方可铺设)。小食后,鸣大钟十下,收钟二下。听经者,搭衣持具,法堂两边站。住持命侍者三人,一传牌。一传经。一传炉。到法堂行十方圆礼已,随即鸣大钟鼓。听经者,持具上方丈,请法师升座。引磬先行,众随后。监院执香居末。到方丈,众两边照位对立,侍者与维那请法师出。登座已,监院出位上香,展大具,三拜。次大众向上,展四折具。三拜已,仍引磬前行,众随后。监院执香,在大众后,法师又在后。侍者随从,到法堂。维那候法师,至中立定。打磬一下,钟鼓齐歇。随举偈云:(降伏魔力冤,除结尽无余。闻此妙响音,尽当云来集)。(候法师三拜,问讯。偈毕,随即举)南无云来集菩萨摩诃萨(四称,末后于「云来」上加「海会」二字)。法师登座拈香三瓣,维那呼众顶礼三拜已。众各归位坐,入定少顷。维那鸣磬三下(或鸣手钟三阵亦可),按磬唱云:(钟声传三千界内,佛法扬万亿国中。功勋酬帝主深恩,利益报檀那厚德)。(偈毕举)(今为讲某经说者。举)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众同三称)。次举开经偈,众作梵唱已。各将经揭开,然后开讲,乃至讲竟。法师云:(向下文长,付与来日)。众唱回向偈云:(讲经功德沙界难量,情与无情同圆种智)。偈毕,遂鸣钟鼓。法师下座,礼座上佛三拜。大众齐送。法师回方丈登座,大众作礼三拜。若免送,即止各回本处。期内。自是以后,礼仪小异,不鸣钟鼓,亦不监院迎请。听经者,亦不上方丈,唯站法堂俟候。时至,鸣大钟三下。众集,用悦众二人、当值二人、讲小座一人,持具至方丈,迎请法师。(若班首代讲,即在本寮请)师登座已,当值一人拈香,迎请五人拜,余皆合掌立。又夏中盛暑免衣,或大众一拜已,即就坐听讲。[注 27]   讲经是佛教弘法的重要活动方式之一,包括了向大众讲经,也含有师徒之间的相授传教。虽然这里的讲经是指的夏安居期间的讲经活动,但是它说明古代的佛教界人士对能够讲经的僧伽知识分子是非常尊敬的。古德又说:   又凡讲经者,须会佛祖意,莫只依文解义,反障学者见地。当知代佛宣扬,人天瞩目,不可忽也。按《正法念处经》说,凡人间讲经、受戒、修道、证果,及举行佛事,从地神报空神,如是展转上报三界诸天,乃至诸佛。[注 28]   由是可见,讲经的人能够被获得殊荣,与他代佛宣法的地位有关,同时讲经者还要有深入的知识和很好的修行,必须为人师表,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寺院里讲经者也有专门的规约,规定讲经者要做到「座主条约」(凡九条)。全文如下:   夫「讲堂规约」,皆学人事。窃谓座主,亦有当守之则。当悉之义,良以讲经一事,乃代佛宣扬之时,人天拱听之地,理宜敬慎。昔阿难结集法藏,登座执笔,感得相好如佛集经讲经。其义一也。是非远离诸过,岂易为万一之称哉,故约例九条以肃威仪,以昭诚敬。   三、澄心寂照,观诸法空。梵响远闻,人天交集。当体即假,照空不空。照假非假,当体即中。摄事归理,才堪入妙理。   以上「规约」九条,就是现在讲的师德,不仅对教师的学术水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还对教师的着装法相等也有具体的要求,特别是「规约」强调教师一定要诚实,工作态度要认真,不得偷安敷衍,误人子弟,这说明寺院对佛教理论和经文学习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故制订「规约」的人强调,「以上各条,乃为明晓经义之法师,防其过咎。若自量经义,不甚了了,则此座岂易登。人天罗列,因果昭彰,各宜慎之」[注 29]。所以,能够具备作教师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并不是想做就做的。这些要求,现在看来仍然适用于一切教育领域,是佛教教育对社会教育的贡献,由是说明,佛教的教育轨范与世俗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在教育伦理思想上,佛教与世俗社会的要求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所不同之处,还是在于培养人才目的上的区别。   第一要信诸佛境界。吾人各具,本无差刖,不生退怯。第二要会归自己,不可说食数宝。第三要虚心乐善,稍有长者,皆师友之,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无友不如己者。第四要悲愍一切,凡堪以此意相警者,不惜苦口。第五要恕人责己,人不如法,发哀愍心,勿见其过。若自生放逸,长憍慢,则断断不可。[注 31]   以上「五要」是要求听经者要做到的正信与修养境界,不是课堂纪律。真正的课堂纪律,则在寺院专门制定的「讲堂规约」(凡一十二条)里表现出来。全文如下:   夫禅之与教,非有二也。教为禅诠,禅为教髓。执文义而守诠,禅亦为教;离文义而契心,教亦名禅。即行仪以彰真如,依模范而成妙道。善财遍法界参求,释尊示有学成觉,为参学标榜,作后昆楷模故。知由信解以行证,因开示而悟入,典至重矣。非有条章,莫由持守。谨列于左,幸各式遵。   一、讲经期内倘有破根本戒者、饮酒放逸者、诤人我是非者,毁谤讲法,及法师同学等者,以上若犯一法,即摈出院。   八、预日先细阅大座所讲经文,庶听讲时,易于领会。有不解处,下座后请问。如懈怠不看,听讲时昏沈放逸者,出堂。   九、听经须解义,可期开悟。只图消文,而不解义,决无悟期。若并文亦不消,随行逐队,虚应故事者,出堂。   十一、讲小座人,上方丈告座,乃至大众前,总告座。大众亦同站班。当值一人亦上香。小座人须回礼,至讲完后,仍如前告座。   「讲堂规约」的前言,较好地说明了禅教关系,即现在所说的宗教理论与实践两者的统一关系。禅与教本来就是一体的,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实践则是理论的具体施为,所以当了解了文义时,是禅为教的一种形式,当掌握了文义,出入文义时,则教就变成了禅,佛教教育的重点就是让人起信,生起信解,然后运用到实践中,最后达到解脱。所以法师的开示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开示就没有悟入。「讲堂规约」的具体内容非常详细,也非常具体,类似于现代世俗教育学校的校规,诸如现代世俗学校所说的逃学、不专心听讲,着装不整、上课看课外书,以及课前预习(早晚自习)、尊师爱教等各种内容都包含在里面,要求学僧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不得违犯。里面提到的「小座」,应是指的现代世俗学校所说的课堂讨论,这实际上是一种课堂讲经的实践,为以后登上讲台而预设的。特别指出的是,「讲堂规约」欢迎不在学籍的人前来听课,这与现在的世俗学校里经常出现的外专业的人前来听课的情况非常相似,说明寺院是一所开放的学校。「讲堂规约」对学僧的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凡是违犯者,轻者出堂,重者摈出寺院,但是对那些生病和不在学籍的人则可以斟情处理,由是也说明了,寺院的校规和课堂纪律还是有人性化的考虑。在现代教育制度尚未引入中国时,古代的中国寺院里面已经有了一整套健全的学校规章和课堂制度,这不能不说是走在了时代前面,但是由于寺院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地方,与社会的接触不够,所以这一整套教育制度并没有得到世俗社会教育的重视,因此殊为可惜。   此外,中国古代寺院里还有一套较完整的图书管理制度。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汇,古人认为,藏经的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三宝中的法宝,而且是续佛慧命的根本所在,佛教能不能流传下来,与图书的整理与传播有着重要的关系。   修整经典,乃表敬法宝,此事系慧命攸关。故此执亦为一寺重任,而尤要在住持不惜赀费,则修整为易。即执事之人,亦因之而慎重矣。至于丛林,刻印经典流通,乃兴起佛法之第一大事。愚意与其画柱雕梁之多多益善,不如黄卷赤轴之源源不竭。利益后人,诚非浅鲜。即如今日缁白,各得书本经典阅诵者,乃嘉兴楞严寺,刻印大藏方册之遗惠也。假使无此一翻刊刻,则书本必少。梵本既难购,且不便携带,岂非僧俗之一大缺陷乎。故凡丛林住持,有心宏法者,若果宗教精明,自可随机利人。倘或住持事繁,无暇及此,则于现在切要经典,随力刊刻数种,印送无力禅和,功德无量。《华严经?贤首品》云:又放光名法自在。此光能觉一切众,令得无尽陀罗尼,悉持一切诸佛法。恭敬供养持法者,给侍守护诸贤圣,以种种法施众生,是故得成此光明。又每见丛林之有经藏者,住持漠不关心,任其雨湿虫蠧鼠残,而不一料理。住持如此,则执事可知。若是者,罪过亦无量。愚意凡有藏经之处,宜供一阅藏之僧,使其日日翻阅看诵,即是法轮常转,为丛林吉祥善事,有益于学人。倘其日新有功,可延佛慧命,不美哉。第恐阅者,有名无实,或私行借卖者有之,此则住持,当不时稽查为妙。愚庵摭古云:栖贤諟禅师,性高简,律身严动不违法。暮年阅藏三次,以坐阅不恭,则立诵行披。愚庵颂曰:宝函藏,真舍利,积劫定慧,深为法施。迢遥来真丹,征役非容易,岂但立诵行讽,图报碎身犹愧。[注 32]   寺院专门设立了管理藏经图书的人,叫做「知藏」。《百丈清规》说:(知藏)职掌经藏,兼通义学。凡看经者初入经堂,先白堂主,同到藏司相看。送归按位,对触礼一拜。此古规也。今各僧看经,多就众寮,而藏殿无设几案者。然充其名,当尽其职。函帙目录常加点,对缺者补完。蒸润者焙拭,残断者粘缀。若大众披阅,则藏主置簿。照堂司所排经单列名,逐函交付。看毕,照簿交收,入藏,庶无散失。推原吾宗既曰教外别传,犹命僧专司其藏者,何也?以佛之所言所行为教律,而僧有不遵佛之言行乎?特吾之所证所得,不溺于文字,而超乎言行之表,以见夫自性之妙焉。又祖之意,欲吾徒遍探诸部与外之百氏,期以折冲外侮,应变无穷,所谓不即不离者是也。后以众多,列东西藏。[注 33]   可见,从古以来,佛教的藏经图书管理已成为一种制度,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借阅手续,以及对图书的整理与修补制度。《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对此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认为:《三归正范》云:贝叶黄卷,三藏圣教,是为法宝。经卷既为住持法宝,是我所依,理合敬奉。使其装订整齐,次第不乱,乃或长闭经厨,致虫蠧朽烂,或篇幅脱落,部帙失次,急宜修补。或募施主修整亦可,但不得作别用。夫佛以法为师,僧不重法可乎。《梵网经》第四十四,不供养经典戒云:若佛子,常应一心,受持读诵大乘经律,乃至云若不如法供养者,犯轻垢罪,是故丛林立知藏、藏主二执,专司其事。凡函帙安置,修补残缺,以及经本出入等事,俱知藏总其纲。而藏主分其执也。凡经书以不出山门为限。夏季风日暄明,晾晒诸经,查理字号,候冷收橱。本寺僧众有请看者,须登牌。某月某日某人,请某字函经,还则消账。若其人告假并余事欲去者,先查取。遗失者,罚抄赔已,出院。若失于查取,则知藏、藏主二俱受罚,照数赔补。若私借与外人,即无失亦罚。凡交替执事,须会客堂、库房及知藏到,一一检点清楚,对众清交新执。若有流通经版,安版处须明暗适中。近风日则易裂,太阴闭则易朽。凡装印纸墨,以及书而订线等,俱以洁净坚固为佳,断不可惜费省功,咎同轻法也。[注 34]   由上可知,佛教教育自佛教创立之后就已经成立,随着佛教的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制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佛教教育经历了不同时期的转换,早期的译场教育转变到丛林的「学肆」教育形式,变成了后期的讲堂式教育形式,并且随着佛教文化事业不断的发展,其制度也日臻完善。在中国佛教教育思想和制度中,一直充满了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思想,尊师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讲经的法师在寺院里一直受到了尊重,享有很高的待遇,师僧之间相处在良好的互动关系之中,讲堂成为佛教教育的课堂,完善的讲堂制度和图书管理制度为佛教培养人才,起到了制度上的重要保证,而这些制度里面有很多都是现代教育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中国佛教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可以提供思想和制度的资源,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   虽然中国佛教一直有良好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然而近代的教界却没有利用这一制度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出来,反而落入了「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注 35]。   僧伽「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所谓:「方今梵刹林立,钟磬相闻,岂非遗教乎?曰:相则是也,法则未出。」[注 36]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注 13] 「学肆,肆者。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因后汉张揩,字公超,学徒随之,所居为市故。今学处称肆焉。」   [注 15] 「省,释氏呼学院为省者。《高僧传》云:佛陀耶舍初至,姚兴别立新省于逍遥园待之。韵注云:省,   [注 16] 隋?开皇十七年翻经学士臣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卷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七十九页下。   [注 26] 同 [注 19] ,第二九五页中-下。唐?洪州百丈山沙门怀海集编,清?杭州真寂寺苾仪润证义,越城戒珠寺住持妙永校阅,《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卷五,《卍续藏》第一一一册,第六五六页上。   [注 27] 唐?洪州百丈山沙门怀海集编,清?杭州真寂寺苾蒭仪润证义,越城戒珠寺住持妙永校阅,《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卷五,《卍续藏》第一一一册,第八三三页上-八三四页上。《百丈清规?住持章》曰:「有大众告香而请者,就据所设位坐。有檀越特请者,有住持为众开示者,则登法座。凡普说时,侍者令客头行者,挂普说牌报众,铺设寝堂或法堂。粥罢,行者覆住持,缓击鼓五下,侍者出。候众集,请住持出,据坐普说。与小参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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