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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佛教文化
时间:2020-03-13 02:56:09 点击次数: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终其一生,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不解情缘,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他不仅从小就有接触、认知,其后更披阅佛经,精研义理,对佛学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且时出惊人之语,令世人自叹弗如。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延安窑洞,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与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娓娓而谈。忆及少年往事,他回忆说:“我母亲信佛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的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   少年毛泽东对佛的信仰质朴而真诚,并将之作为一件重要而神圣的事情来看待,显然,母亲的信仰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佛教女性信众,虽然不识字,不能谈经论道,但她一心向善,虔诚信佛,持诵阿弥陀佛暨观世音菩萨名号,未尝一日稍辍。白居易有诗云:“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使忙似箭,还是阿弥陀。”这正是千百年来,广大净土法门信众的日常修持。   文七妹的虔诚信仰,连同佛教文化中的诸多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深深积淀在她的内心和生活中,成了她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她慈悲大度,心地善良,博施广济,严已宽人,乡里四邻,无不夸赞。由于先前夭折过两个孩子,文七妹生下毛泽东后,为了让他顺利长大成人,她四处求神拜佛,恳请佛、菩萨慈悲加持,保佑毛泽东,甚至虔诚发愿,吃起“观音斋”。母亲的影响是巨大的,童年、少年时的毛泽东耳濡目染,也成了一名虔诚的小信众。母亲生病时,他也到处求神拜佛,祈求佛祖保佑,而每逢年节,向观世音菩萨顶礼膜拜更是他不可或缺的“功课”。   1919年10月,母亲突然病逝,时年25岁的毛泽东正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惊闻噩耗,五内俱焚的毛泽东星夜赶回湘潭老家韶山冲。他守在母亲灵前,一灯如豆,慈母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目前。毛泽东悲痛之余,挥毫写下一篇哀恸感人的《祭母文》,对母亲的慈悲情怀寄予了深深的思念:“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小大亲疏,均侍报赉。”   不久,毛泽东写信给好友邹蕴真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母亲就属于这第三种人。毛泽东所推崇的以其母亲为代表的“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恰恰体现了大乘佛教所倡导的“慈悲喜捨”、“舍己度人”的人格魅力与思想境界,这与毛泽东日后大力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又何其相似!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文化思潮的走向呈现出积极探讨和研究西学与佛学的鲜明特色。当时的一流学者及学术领军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等,重新肯定了佛学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价值及其救世拯民的现实意义。潮流所至,诚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学佛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吾师友多治佛学”。   在此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深受文化思想界精英人物梁启超、谭嗣同影响的青年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佛学思想的熏陶。据有关资料披露,当时毛泽东阅读过一些重要的佛学典籍,并进行了研究,对佛学之缘起性空及慈悲、平等等教义颇为认同。   1917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在文中,他认为:“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耶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呵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同时,他指出:“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敬。”在毛泽东的笔下,释迦牟尼、耶稣、老子、陆贽、朱熹,都是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思想大家,对他们自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崇敬。   同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亦师亦友之黎锦熙先生信中说:“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若以慈悲之心,由此小人者,吾同服也,吾宇宙之一体也。”此处文字所透出的,正是大乘佛教所倡导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救世理念。1920年6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言语、文字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信中清晰地表达了他对佛学的兴趣和研究意愿。   在不断探求新的人生意义期间,毛泽东和他的同窗好友作为“游学先生”,常于假期周游社会,佛家寺院便常常成为他们栖止和探讨人生价值的场所。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好友肖子升游历了宁乡县的香山寺、白云寺和密印寺。他们饶有兴致地翻阅了寺院所藏的各种佛经,还与寺中的方丈一起认真讨论佛学经义。肖子升后来回忆说,在回归的路途中,两人意犹未尽,又兴致勃勃地谈论起佛教与人生的哲学问题。张昆弟在日记中也曾记载,1917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诸好友夜宿昭山寺,彻夜未眠,畅谈人生及谭嗣同的《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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