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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的佛教传统
时间:2020-03-13 03:14:11 点击次数:
提起中国唐代的石窟寺艺术,国内外的学者们便会自然地想到敦煌与龙门。相对于关中地区零散的唐代石窟造像来讲,敦煌与龙门的艺术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也全面、系统化。敦煌地处甘肃省最西端,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唐帝国的西疆重镇。这种偏僻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的艺术内涵必然是大量汲取着中原文化的养份,比较忠实地再现唐朝政治与文化、宗教中心的范本模式。龙门的地位就比敦煌显要多了,它位于今洛阳市南13公里的伊水两岸,而洛阳地区早在494年至534年就曾经是北魏晚期的政治、文化、佛教中心,并且造就了龙门石窟中占总数三分之一的石窟雕刻品。在东魏、西魏与北齐、北周的战乱纷争之际,洛阳一带的佛教文化迅速衰落了,隋炀帝虽然曾一度将洛阳建成了东都,但龙门石窟的造像事业仍是处在低潮阶段而没有起色。 贞观六年(632),李世民将洛阳作为自己的行宫,号称为“洛阳宫”,可视为洛阳佛教事业再兴的前兆。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650至704年),洛阳佛教才真正进入了极盛期。显庆二年(657,唐高宗李治首次来到洛阳,同年十月,就诏令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从此以后,李治在位期间,他曾经九次来往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共寓居洛阳达11年零3个月 武则天对洛阳有特殊地偏爱,她总共寓居洛阳达49年之久。在此期间,朝野上下又特别重视佛法,当时的佛教大师如义净、神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人都曾经受到了武则天的优礼,他们传法译经的主要地区也在洛阳。高宗麟德元年664,沙门静泰就在洛阳撰写成了《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五卷,对后世的佛经编目工作产生过重要影响。洛阳佛授记寺还是当时的一个译经中心,华严宗的法藏、印度僧人慧智,以及义净等高僧大德们均活动于该寺,奉敕编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15卷的明?就是佛授记寺的僧人。再加上武则天对佛法极端地推崇,终于使洛阳的佛教成为全国之冠 首先,保存在龙门石窟中数量可观的造像发愿文题记,不仅能帮助我们发现初唐长安的造像艺术影响洛阳的重要线索,还可以作为在洛阳龙门把握长安造像艺术因素的历史依据。 龙门破洞正壁有一所倚坐的弥勒佛像龛,是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十月五日道国王母刘囗妃为其子道王元庆所造。道王李元庆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异母弟,其母为唐高祖李渊的刘婕妤。李元庆于贞观十年被授为豫州刺史,造像刻于他从长安前来任职的第二年。 据刊刻于宾阳中、南洞之间的由中书舍人岑文本撰文、起居郎褚遂良书丹的贞观十五年641《伊阙佛龛之碑》记载: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崩,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率领了一班皇族与当朝显贵们来到洛阳,为了给长孙皇后作功德,特意选择了北魏皇室未竟的宾阳三洞,进行了重装与补凿,并且磨光了北魏的原碑,刻上了自己的发愿记。现存于宾阳南洞正壁的一铺大像与南壁如众星捧月般的一批小佛龛,都是当时的功德遗迹。在南壁的小龛之中,有二龛是唐太宗第二十一女豫章公主分别于贞观十五年三月十日、六月二日雕刻完成的。这应是唐代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将长安造像艺术带往洛阳的活动。 惠简洞是一所中型的洞窟,窟内造像为倚坐佛并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南壁有一方造像记写道:“大唐咸亨四年673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弥勒像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花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可知,这所洞窟是直接由西京长安来的佛教大师主持开凿的。 唐代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高峰期,龙门石窟聚集着唐朝的一段时期中央佛教造像样式。目前,我们面临着如何使佛教艺术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问题,而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佛教艺术中的精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从这方面的意义来看,探讨龙门石窟唐代艺术的渊源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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